1965年7月26日上午，一辆黑色轿车从中南海驶出，穿过北京东郊的街道，停在了国棉二厂的门口。车上下来的人带了一个消息，说毛主席正在中南海等着，要见刚从美国回来的李宗仁先生。
见面
消息传过去的时候，李宗仁正戴着安全帽在纺纱车间里看织机转得飞快，他把帽子摘下来，愣了好几秒，才连声说了一句：走，走，这就走。
接见的地方在中南海游泳池畔的凉棚里，不是什么大会客厅，也不摆主席台，就三四把藤椅，一张桌子，桌上放着烟灰缸和茶杯。李宗仁进门时步子迈得很慢，跟在后面的夫人郭德洁和秘书程思远也有些紧张。
十六年没踏上这块土地，三天前才在上海机场看到周恩来亲自来接，再到北京被安排住进北京饭店，如今要走进中国最高领导人的会客场所，情绪不可能不紧绷。
毛主席从藤椅上站起来，脸上挂着笑意，开口就是一句湖南话：“德邻先生，你这一次归国，是误上贼船了。台湾那边口口声声叫我们做‘匪’，还叫祖国大陆做‘匪区’，你不是误上贼船是什么呢？”
李宗仁被这句冷不丁的玩笑砸中了，一时不知道该怎么接。倒是旁边的程思远帮他回了过去：“我们搭上这一条船，已登彼岸。”
这段开场白在当年是被中外记者反复记录的。两个曾经兵戎相见的老人，一个七十四岁，一个七十二岁，用一句半开玩笑的话把几十年的敌我对峙翻了过去。接着毛主席又补了一句，说海外的那些人，凡是愿意回来的，我们都欢迎，都得以礼相待。他这话不是只给李宗仁听的，是在给所有正在观望的海外国民党人递一个准话：回来就有位置。
李宗仁正式把归国的诉求讲出来，是在这次接见交谈中，毛主席问他，德邻先生这次回国，有什么打算？想做什么？据史料记载，李宗仁沉吟片刻，回答说想担任全国人大副委员长。
这个职位，李宗仁不是随口要的，全国人大副委员长，在当时已经有多位国民党起义将领和民主人士坐过这把交椅。1949年长沙起义的程潜，1955年被授勋的抗日名将张治中，都以这个身份出现在国家政治生活中。
这个位置不掌行政实权，但属于国家领导人的序列，能出席国宴，能在天安门城楼上有一席之地。对于一个漂泊海外十六年、以“前代总统”身份回来的人来说，这应该算是最拿得出手的政治归宿了。
毛主席听了并没有直接点头，也没有把门关死，而是对李宗仁说，你先去全国各地多看看，多走走再说。这句话的精妙之处在于，它绕过了当场给或不给的尴尬，既不失礼遇，也留出了观察的空间。
从事后看，毛主席让李宗仁“多走走看看”的安排，背后还藏着一层比许诺职位更高明的考量。当时台湾问题正在一个微妙的窗口期。
就在李宗仁到达北京的同一天，蒋介石在日月潭涵碧楼秘密接见了从香港来的联络人曹聚仁，蒋经国全程陪同，谈的是两岸和平统一的事。曹聚仁甚至还带来了毛主席写给蒋介石的一首词，里面有“明月依然在，何日彩云归”的句子，诚意摆得相当明显。
在这个节骨眼上，大陆盛情款待前国民党代总统李宗仁，本身就是一个强烈信号。如果把职务一把塞给他，反而让和平统一的诚意变成了收买。让李宗仁先去工厂、农场、油田走一圈，用亲眼所见的事实去说话，比给一个副委员长头衔更能打动那些还在犹豫的人。
李宗仁听了毛主席的建议，真就到处去看了，从7月到9月，他带着夫人郭德洁走了东北三省。在沈阳看了重型机器厂，在长春坐进了刚刚从装配线上开下来的红旗牌轿车，伸出大拇指连着说了好几个“好”。
他还感慨道，过去中国没有汽车工业，所有汽车都靠进口，什么牌子都有，被戏称为“万国”牌，现在终于看到自己生产的了。
在哈尔滨，东道主用鹿肉宴和鱼席招待他，他高兴地借用古语说“谁说熊掌与鱼不可兼得”，自己这不是兼得了吗？后来在回北京的火车上他解释，这句话是双关，既感谢款待，也庆幸自己终于实现了落叶归根的心愿。
一路走，一路看，这个人对新中国工业建设的态度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。他曾在和美国学者唐德刚的谈话中流露出一种复杂的自我剖析：“我由于自己的失败而感到高兴，因为从我的错误中一个新的中国正在诞生。”一个曾经手握重兵、坐过南京总统府的政坛中人，能说出这句话，说明他这趟归国不是做样子，他是真的认了这个账。
转变
9月26日下午，李宗仁在全国政协礼堂举行了中外记者招待会，三百多名记者从五十多个国家和地区赶来，其中包括大量西方媒体。政协礼堂灯火通明，四种外语同声传译，场面之大在新中国成立以来没有过先例。
会上有记者问，有什么话要对海峡对岸的蒋介石说？李宗仁沉默了几秒钟，缓缓说道：“蒋先生目前处境尴尬，我诚望蒋先生和台湾的国民党同仁好自为之。”他没有趁机落井下石，话里既有所指，也留了台阶。
记者会一结束，他在海外的政治影响就彻底转化为一股对台统战工作的推力。周恩来后来在多个场合说过，李宗仁归国是他亲自抓的事情，整个归国路线都是他在高空来回穿梭安排好的。
让李宗仁名义上去瑞士疗养带上夫人一同出发，真名实姓不露，中间在日内瓦、贝鲁特加油时不下飞机，程思远提前从香港飞到苏黎世接头，最后绕道巴基斯坦卡拉奇飞抵上海。对蒋系情报网在苏黎世的两名盯梢人员，甩得干净利落。
此后几年，李宗仁并未等到人大副委员长的任命。回到北京后，陆续有程潜、张治中等人宴请他，给他接风。程潜特意在欢迎宴会上说，李宗仁的选择是正确的，“正是台湾和海外国民党人效法的好榜样”。统战系统实际上给了李宗仁很高的认可：虽然没有副委员长的实名，但他已经是新中国对台政策上的一张活名片。
1966年，局势急转直下，一些民主人士受到冲击，李宗仁本人却因周恩来的力保而未受直接冲击。他私下对身边人说，“也许回来得不是时候，但我自己选上的道路，我是要走下去的。”这话里有一种倔强，属于一个七十五岁老人对命运最后的抵抗。
1969年1月30日，李宗仁在北京病逝，终年七十八岁，治丧委员会初稿中安排了时任政协副主席傅作义主持追悼会，周恩来审阅后亲自划去傅作义的名字，换上了自己的名字。毛主席在报告上批了一个字：“同意。”
一个没有在社会主义新中国有过一官半职的前国民党代总统，追悼会终由周恩来总理主持，这个场面之重，已经不能用任何行政级别去衡量了，有些东西比头衔沉得多。
他在遗言里留下了这样几句话：“我在1965年毅然从海外回到祖国，所走的这一条路是走对了。在这个伟大的时代，我深深地感到能成为中国人民的一分子是一个无比的光荣。”
未获副委员长之位的李宗仁，最终以“中国人民的一分子”结束了自己的一生。一个最高职务是“代总统”的人，临别时最珍视的称谓却只是“一分子”，这本身就已经是一段历史的沉甸甸的注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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