推开张丽家的房门，迎面而来的是一个只进不出的世界。
壁挂折叠餐桌因为堆满杂物永远放不下来，家里看不见一面完整的墙壁，只有一条窄路，通向睡觉的床，两侧则堆满了用过的和捡回来的旧物。掀开床板，甚至能找到过去几十年一家人穿过的衣物。对这样的家，张丽一度觉得丢人，她羡慕去别人家所看到的日常——客厅是能看见地面的，沙发是可以坐人的，餐桌在不吃饭的时候可以是空着的……相比之下，她觉得自己的家被垃圾塞满了。
在物流、外卖行业飞速发展的当下，城市的垃圾桶某种程度上堪比小型矿场。几乎每一个在大城市生活过的人，都见到过在垃圾桶边翻找的老年人。他们通常是沉默且隐形的，一旦有人扔掉一个快递纸箱，他们便会不知从什么地方出现。
在过去，人们称之为「拾荒老人」「捡破烂儿的」，但现在，他们有着更为复杂的画像，他们的子女有的年薪百万，有的在大城市拥有多套房产，有的本人则领着不菲的退休金……这个时代里，老人们捡垃圾的原因，绝不仅仅是因为生计。
所以，我们将目光投向这些老人们。他们通常带着匮乏年代留下的深刻烙印，在光亮的现代都市里，固执地用废品搭建着属于自己的安全感。而这种失控的囤积背后，是两个时代相撞时发出的撕裂声。
文｜易方兴
编辑｜李天宇
垃圾争夺战
对捡垃圾的老人来说，北京是一个巨大的富矿。
为了发掘这个「矿场」里的宝藏，在北京朝阳区北四环，年近七旬的徐红梅，每天最重要的事，就是拿个小板凳，坐在二楼厨房的窗户前。窗外正对着6号楼的垃圾桶。这里是她天然的「瞭望塔」。只要看见楼下有年轻人拎着外卖盒子或是电器纸箱走出来，她会立马冲下楼，有时能赶在纸箱被扔进垃圾桶之前截住对方，赔着笑脸说一句：「谢谢啊，你给我吧。」
一旦截获成功，徐红梅心里就会涌起一阵强烈的满足感。女儿说，母亲的这种快乐超越了卖废品本身——「她享受的是『别人没拿到，我拿到了』 的成就感」。
在这个老破小学区房里，老人们默认按自己居住的楼栋划分地盘，1号楼的老太太不能去翻5号楼的垃圾桶，越界就会引发争吵甚至打架。一旦小区里有租户搬家或装修，那就成了「公共资源」，老头老太太们就会像接收到信号一样，三四个一群地蹲守在人家门口，捡拾扔出来的包装箱。
徐红梅在这个圈子里有自己的「领路人」——一个儿子开着奔驰、家里完全不缺钱的农村老太太。领路人不仅向徐红梅展示每个月卖300多块钱的「战绩」，还传授「商业机密」：卖纸箱时，要把不好的塞在中间，外表那一层码得干干净净，捆成一扎去卖。
为了守住「收成」，徐红梅拒绝了亲戚周末去北海公园看春景的邀请。「周末年轻人在家，扔的纸箱子多，逛公园耽误收成。」
最近，徐红梅和老姐妹们遇到了共同的「敌人」：小区里新装了旧物智能回收箱。很多年轻人扫码把旧物投进去，换几毛钱。面对这种截流的机器，老人们无可奈何，只能把梢盯得更紧。
白天的领地看守刚刚停歇，饭后遛弯，对家住北京东城区的张丽的母亲来说，又是一场全副武装的夜间作业。
她出门时，要带四样装备：手电筒、小刀、绳子和手套。手电筒用来在黑天的绿化带里寻找目标，小刀用来割开快递箱上缠绕的透明胶带。绳子则负责在发现大纸箱时，把它们捆扎成堆。
捡得多了，什么值钱母亲门儿清。普通的饮料瓶和零散的快递盒只是「小打小闹」，真正的「大生意」，通常伴随着小区里的大事件。
「市政装路灯、邻居搬家，或者谁家结婚刚买了成套电器，这种时候出的纸壳是大件。」张丽说。一旦遇上这种「大生意」，母亲就会立刻进入战斗状态。她不会一个人硬搬，而是会熟练地掏出手机开始「摇人」。
「摇人」的对象通常是同小区的几个老太太。几个白发老人聚在路灯下，围着一堆巨大的电器包装箱，有人割胶带，有人踩扁纸板，最后用绳子勒紧，分配好收成后，把战利品各自拖回家。
张丽的母亲会遵守老人捡垃圾这个「行业」里的潜规则。「她从不碰别人已经堆好的、成规模的纸壳，哪怕那些东西就在垃圾桶旁边放着。只捡那些『尚未开发』 的、刚被扔出来的垃圾。」张丽说。
有时候张丽下班回家，会看到母亲拉着小车在小区里进进出出。这通常要折腾个三五趟。囤了好几天，再忙活一晚上，大约能卖三五十块钱。
自从父母来到杭州以后，陈潜发现，家里已经没有阳台了——废纸壳正以惊人的速度增加，没几天就堆满了，占据了原本应该阳光照进来的空间。
父母的老家在河南农村，在他们眼前，杭州的生活和老家天差地别，房价三四万一平方米的小区像花园一样，就算是别人扔掉的垃圾，也有很新的。「扔了多可惜。」母亲说。
陈潜的母亲还算克制，只捡一些废纸壳，父亲的行动力更强，「几乎什么都捡」，别人扔掉的鞋子、小孩的玩具，他都捡回家。
这让陈潜很有压力，他在一家企业做中层管理，年薪过百万，把父母接过来，是他计划了很久的事，一开始父母不肯来，直到陈潜说「希望你们能来帮忙带孩子」，二老才同意。
其实真正目的不是让他们带孩子。陈潜说，「父母都年近七旬，在农村辛苦了一辈子，我是希望他们能来感受城市的生活，在晚年的时光里能好好享受、放松一下。」
但二老享受着捡垃圾的快乐，陈潜却完全没法放松——有一天，孩子突然多了好几件餐具和水杯，陈潜一问，父亲说是买的，结果母亲悄悄承认，是他捡的。
他这才意识到，原来父母不停捡垃圾，更多的不是为了卖，而是自用。现在，这些垃圾开始用在了孩子身上。
图源纪录片《十方之地》
只进不出
废纸壳还能换成几十块钱，但对张丽那个50平方米的屋子来说，真正的灾难，是那些只进不出囤积起来的旧物。
在张丽家里，父母的囤积有着明确的分工。父亲偏爱「重工业」。在老两口的日常巡视中，只要看到别人搬家或装修扔掉的木条子、钢管子、旧床头柜、婴儿车，甚至拆下来的旧吸顶灯，父亲都会捡回来。北京这套小房子塞不下大件，父亲就自掏腰包出邮费，把这些破铜烂铁打包寄回辽宁老家。理由很简单：「总有一天能用上。」
相比之下，母亲的囤积领域集中在日常消耗品上，其中最核心的是塑料袋。
买菜的袋子、去超市装东西的袋子，只要没彻底坏掉，绝对不能扔。老家的暖气管和墙壁之间有一道缝隙，母亲专门把塑料袋揉成一团，顺手塞进去。有的袋子塞得太久，拿出来时塑料都已经老化发脆了。
最让张丽抓狂的是装过活鱼的袋子。那种袋子底部往往积着血水，带着很重的腥味。张丽觉得收拾完鱼就该立刻扔掉，但母亲不肯。一定要把家里的垃圾全部塞进这个带腥味的袋子里，甚至要溢出来了，才拎下楼去扔。套垃圾桶时也是如此，为了防止漏水，母亲会把好几个不同颜色、大小不一的旧塑料袋一层层套在桶上。
张丽不喜欢这种脏乱的用法，自己花钱买了带抽绳的家用垃圾袋，口径大，一提就能扔。但母亲完全无法理解：「垃圾袋为什么还要花钱去买？」
图源电影《寄生虫》
厨房也是同样的战场。只要外面有促销抽奖送东西，母亲就去领。张丽形容：「碗柜里永远有五六十个盆和碗，摞得跟博物馆似的。」家里一共才三口人吃饭，常用的碗不到10个，剩下的几十个就永远堆在柜子里。
除了碗，家里还囤着用不完的盆。比如几十年前的一个大号搪瓷盆。每年过年，家里会买条活鱼扔在水盆里。「每一年，这个盆就干这一个用，其他时候没有用。」
为了能让家里的东西少一点，张丽试图用钱解决问题。她直接对母亲说：「你这个能卖多少钱？我把这个钱给你，你不要去捡垃圾往家里搬了。」
但这种沟通没有任何效果。在母亲眼里，这些东西只要没坏，就是有价值的。
这种囤积有时会演变成一场捉迷藏。在杭州，陈潜的房子有140平方米，父母有单独的房间。发现父母捡垃圾后，陈潜也找他们谈过，一开始很柔和，「最好不要捡，家里什么都不缺。」
在某种程度上，他也理解父母的做法。母亲的养老金每月一百多元，父亲年轻时当过兵，负过伤，按照伤残军人退役后，每月也才2000块，二老节俭得对自己都很苛刻。陈潜举了个例子，来杭州后，父亲每天早晚都要出门找公厕去上厕所——觉得家里的马桶费水。捡垃圾，只不过是过度节俭的无数种体现之一。
听到陈潜的劝告，母亲点头，父亲不说话。后来，二老开始藏东西。但陈潜还是在父母的床下看见了几十双旧鞋。原本空荡荡的床底被塞得严严实实，那些鞋大小不同、颜色各异。为了不让儿子发现，老两口偷偷清空了床底，塞满了捡来的东西。
陈潜开始还觉得，是父母的钱不够用，经常给他们几千块钱生活费，后来才发现，父母根本不会花这个钱，全存上，继续悄悄捡东西。
如果说一些老人的囤积是出于匮乏时代的生存惯性，在杭州的70岁的老林，则是另一种囤积逻辑，他囤得最多的不是生活废品，而是「信息」和「过去」。
在他那间120平方米的房子里，客厅被几十个纸箱填满。这些纸箱里装的，是三个孩子从幼儿园、小学到高中的全部试卷、作业本和草稿纸。老林没有给箱子贴标签，但他心里有一本账，哪一箱是哪一年的，他大致清楚。对他来说，这些「回忆」是绝对不能丢弃的资产。
除了「试卷山」，家里还堆满了老报纸、旧资料，以及那些已经坏掉、被他认为「修修还能用」的家电。客厅的电视坏了很久没修，旧空调拆下来也舍不得扔。储物柜早已被早年的旧物塞满，新的东西只能在桌子、钢琴、茶几上堆起来。
这种囤积在家里形成了一种压抑的负担。每当妻子、女儿试图整理，老林通常都会阻止。他有一种无声的威慑力，只要他在场，谁也不敢真正把那些装满试卷的箱子搬出门。在这样一个空间里，老林用这些旧纸堆垒起了一道「围墙」，把自己和家人的生活紧紧地困在其中，只留了几条用来走路的小道。
这道「围墙」，也在不停地挤压着两代人之间原本体面的关系和分寸。
图源视觉中国
冲突终会爆发
作为北京本地人，每个月5000多块钱的退休金，足够徐红梅生活，74岁的她，如今也没有什么太大的开销。对她来说，捡来的垃圾、满屋的废品更像是一种心理补偿——这个家，自己能做主。
一切的失控，源于几年前丈夫的脑出血瘫痪。在此之前，丈夫是这个家里绝对的权威，性格强势且重男轻女——他曾要求工作了五六年的女儿上交工资卡，甚至在买房时，宁愿把10%的产权写给自己的侄子，也不愿给独生女。家里事情都是丈夫拿主意。
现在，丈夫的话语权在一天天减弱。卖废品换来的钱，如果只有二三十块，徐红梅会直接塞给家里请的护工。通过这种方式，护工也成了她的同盟，偶尔还会骑着电瓶车帮她去废品站交货。
因为要留在家与护工一道照顾瘫痪的丈夫，徐红梅被困在了这栋楼里。以前的朋友出去玩不再叫她，她的社交圈迅速萎缩，最终被圈定在了楼下那群回收旧物的老人。
随着时间推移，徐红梅也发生了转变。起初，她只捡干净的、能卖钱的纸壳；后来，只要「看着挺好的」「没坏的」东西，不论能不能变现，全往家里搬。
家庭关系开始变得紧张。女儿看着这些根本卖不出去、也绝对不会去用的破烂，气得跟她吵架，强行把五六个旧锅和脸盆扔进了楼下的垃圾桶。
但女儿前脚刚扔，徐红梅后脚就下楼，把那些锅碗瓢盆原封不动地又捡了回来。
相比之下，囤积「信息」和「过去」的老林家，冲突更为剧烈，他女儿小林仅仅是因为处理废物，就挨了父亲的打。
学生时代，小林就一直因为家里的境况而自卑。每当有同学提出想去她家，小林都要硬着头皮编理由：「我妈今天不在家」「我得去补课」。她没法告诉别人，自家120平方米的房子里，客厅堆满了半人高的纸箱，钢琴上摞满了陈年报纸。这种羞耻感伴随了她的整个青春期。
压抑最终爆发。最激烈的一次冲突，发生在小林17岁那年。她背着父亲，把一个混着老报纸、旧文件的箱子扔到了家门口的垃圾房。一向沉默的老林发现后，大发雷霆，那是小林印象中父亲最凶的一次。他冲过去把箱子捡了回来，还反手给了小林一记耳光。
「我当时被吓住了，连哭都忘了。」小林回忆。这让她感觉，在父亲眼里，那些垃圾比他们父女的关系更重要。那之后，小林再也不敢擅自乱扔家里的旧物。
陈潜把父亲捡来的、给女儿用的餐具和水杯默默扔掉了，他试着说服自己，两代人的生活习惯不同，磨合、改变都需要时间。但并不是所有的妥协都能维持下去，矛盾的彻底爆发，源于他有一次打开了冰箱。
那是一个夏天，他在冰箱里看到一个袋子，是一袋冰冻的、已经过期的小龙虾，撕开袋口，一股臭味扑来，「我和妻子平时买小龙虾都是点外卖，商家给加工好的。而父母以前在农村是不吃这种东西的。」这一次，父亲又说是自己买的。而从母亲不自然的表情中，陈潜知道了答案。
忍耐在瞬间到达了极限。他想到之前好多次，父亲把快要烂掉的土豆、蔬菜塞进冰箱。想到妻子曾经温和地提醒他「咱家又多了很多东西，还有女儿喝水的水杯」。妻子足够理解和包容，但这个问题，还得是他去解决。
思前想后，陈潜还是小声对父母说了一句：「要不你们还是回去吧。」
以一种近乎「逐客令」的方式，在杭州住了半年多的父母，最终被「请」回了老家。陈潜心里很难受，把二老接来的初衷和结果完全背离了。但他实在没法接受，这样一个衣食无忧的家里，四处都被外面捡回来的东西占据着。
临走的那天，父母打好了两个超级大的行李包，陈潜一直在旁边帮着装，「绝大部分行李，都不是他们的日常用品，而是捡来的东西。」父亲指着角落的一个衣柜说，「这里面的东西你不要动，下次开车回老家时，记得带回去。」还特意嘱咐，不要邮寄，费钱。
父母走后，陈潜打开了衣柜，里面还是那大大小小几十双旧鞋，都被洗得干干净净。
图源电影《花束般的恋爱》
被影响与被改变的生活
《人物》曾与一家知名家政团队讨论过关于老年人囤积的话题。在这些专业整理师的眼中，那些被子女视为垃圾的东西，其实是老人给过去生活建的一座博物馆。每一层废品下面都压着一个时代：最底下可能是几十年前的工厂制服，中间是孩子用过的草稿本，最上面才是昨天的快递盒。老人囤的不是破烂，而是那个他们还「有用」、还没被时代抛弃的证据。
许多案例显示，很多极端的囤积者往往经历过重大的丧亲或失落。当人与人之间的连接断了，当老人在城市高速的现代化进程中滑落了，他们就会转而跟物品建立联系。
对于随迁老人或失能家庭的老人来说，邻居不认识，子女太忙，大城市容易迷路，废品就成了最听话的伙伴。它们不评价你，不嫌弃你，只要你把它捡回来，它就永远在那儿陪着你，填补心里那个空落落的洞。
关于两代人的冲突，一名从事此类家政清扫工作的从业者得出的结论是：如果心里的结没打开，单纯的清除只会带来更激烈的反弹。很多子女趁老人不在家强行扔东西，其实是在老人的精神世界里搞「强拆」。这会引发老人的心理过敏，让他们觉得生活彻底失控了，于是清空后的房间往往会以更快的速度被新的垃圾填满。
这种专业的视角，也印证了在城市打拼的中年人的无力感。家里的垃圾根本不是打扫一次就能解决的。两代人之间如果暂时无法相互理解，「只能是我们改变自己。」
徐红梅的女儿面对母亲的囤积，选择了最直接的办法：减少回家次数。
以前，女儿回家还算频繁。但自从母亲把空置的客房和阳台堆成垃圾站，引来大批杀不完的蟑螂后，女儿回家的频率降到了半个月一次，甚至更长。
现在的回家，对她而言更像是一场难以忍受的「打卡任务」。她通常会在周末拎点水果进门，看一眼父母缺什么东西。「我一分钟都不想在那个环境里生活。」女儿形容那种感觉，「你看见那个情况你就会很烦，你就想跟她吵架。」
为了避免冲突和折磨，她回去后会把自己关在房间里，紧闭着门睡一晚，第二天一早赶紧离开。
除了难以忍受的卫生状况，压在女儿心头的还有一种对「给邻居添麻烦」的恐惧。她还听说，小区里已经有别的老太太因为家里堆不下，开始把废品往楼道里堆，最终惹得邻居投诉到了居委会。
图源电影《被嫌弃的松子的一生》
「我担心我妈最后一步就会变成那样，开始往楼道堆了。」女儿充满了焦虑，既怕引发火灾，又怕邻居上门投诉。但在一个连对话都不顺畅的家庭里，除了躲避，她找不到任何解决的出口。
而要解决这类矛盾，更复杂的困境在于，在子女的愤怒、嫌弃背后，也有爱和心疼作为底色。
张丽家里有一双穿了几十年的红色雪地靴。在她上小学三四年级的时候，这种靴子特别流行，她一直想要一双。母亲满足了她，买回来的却是37码的。那时张丽的脚只有32码，中间空出了5个码。为了能穿走，母亲在鞋里垫了四个鞋垫。
「我当时还是很快乐的，觉得只要穿上了这双鞋，我就是拥有者。」张丽回忆。但由于鞋里垫了太多鞋垫，靴子变得又沉又不跟脚。冬天在东北老家堆雪人、玩雪，或者上体育课，这双红皮靴成了沉重的负担。但这双鞋最终还是圆满完成了它的使命——质量太好，张丽一直穿到了高中。张丽不穿了，母亲接着穿，一直到现在。
在张丽还没结婚、一个人北漂的那段日子里，家里囤积的垃圾是她试图藏起来的秘密。她觉得丢脸、自卑，也曾埋怨母亲，「这我要是有对象，人家来家里，一进门看你拎着一堆瓶子壳子，会怎么看我？会怎么想我们家的情况？」
但随着时间的推移，张丽发现，卖废品的钱，母亲从不留给自己。她在北京帮女儿带娃，专门把钱拿给孙女买菜买肉。如今自己也成了母亲，张丽也能体会到那种情感传递，它不微薄。
与此同时，每次想到那双红色雪地靴，她的心里也会变得柔软，「母亲肯定是爱我的，我小时候提到的需要她会满足，无非就是太省了。」
而在某种程度上，受父母的影响，在张丽自己身上，也留下了一种隐秘的变化。
她不捡瓶子，也不囤纸盒，但上班的背包重量远远超过其他同事。包里永远放着结账后的收银单、医院挂号的条子，即便这些纸张在短时间内毫无用处，她也没法立刻扔掉。
有同事问她包里为什么总是鼓鼓囊囊的，张丽说她包里甚至还装着一件卡片雨衣。哪怕那天阳光明媚，她也觉得「保不齐会下雨」。以前发生过一次，突然下暴雨，她从包里掏出雨衣撕开套上，骑车回家。那次经历强化了她的习惯。
张丽说：「大不了我包沉点，我就每一天多背一会儿，负重前行……带着这东西带多了，有一种踏实感。」
有时候她觉得，这种踏实感，和母亲把塑料袋塞进暖气片缝隙里的心理很像——母亲通过囤积废品来抵抗匮乏，她通过囤积杂物来抵抗生活中的不确定性。她知道自己没法完全摆脱母亲的影响。
图源剧集《我的家里空无一物》
理解、和解
张丽和垃圾最终的和解，是对母亲这个身份的思考，和「让一个人快乐」。
「我妈觉得，她只是付出了一个简单的动作，但有很大的收获。」张丽说。在这个过程中，母亲收获了一种在陌生城市里极为罕见的快乐——她通过这种方式，重新参与了家庭的价值创造。即便这种代价是每天伴随着拥挤与脏乱。
「我妈离开老家来北京，她在这个城市没有过去的社会关系，没有朋友，也没有价值感。现在我也是一个母亲，我能感受到她有多不容易。」
张丽感谢自己的丈夫能理解这一切。「我老公从来没有抱怨过家里的环境，反而常常劝我，可以把捡垃圾理解为老人自己的一种安全感和快乐。每一代人都有每一代人的习惯和烙印，这个烙印不是对和错，是时代造就成的，我们尊重就好了。」
随迁老人的孤独感，从不会轻易地对儿女说起。
对老人来说，大城市是陌生和疏离的。比如，有一位随迁老人来到杭州帮儿子带孩子。那个高档小区绿化做得极好，有看不尽的花草树木，但在老人眼里，那是个找不到出口的迷宫。因为单元门长得太像，绿植太茂密，她一个月里迷路了好几次，急得坐在路边大哭。
而在这个听不懂方言、找不到路、无处诉说的城市里，似乎，只有垃圾桶是熟悉的。
图源电影《飞越老人院》
除了心理上的慰藉，还有一笔现实的账。通过这种辛苦的「打游击」，老人一个月能攒下1000块钱左右。对于很多没有退休保障、全靠子女养老的随迁老人来说，这笔钱是他们在异乡能抓到的、最实在的安全感。
这也是张丽慢慢想通的地方。年轻时觉得母亲捡废品「丢人」，但随着在职场上的历练，她意识到：「在年轻的时候，我总是希望别人能瞧得起我，我妈捡垃圾，我面子上过不去……后来发现，只要我自己能以个人能力在这个社会上立足，就没什么好丢人的。」
在东北的家庭语境里，两代人几乎不会在嘴上说「我爱你」，也没有拥抱。母亲表达感情的方式是默默付出：帮着带孩子；张丽下班晚了，母亲会问几点到家，留一口饭，或者重新去厨房热一碗面。
她不再去争论谁对谁错，只在底线问题上会坚持，比如，新冠疫情期间，张丽告诉母亲外面的盒子太危险，不能捡——那是母亲少有的不捡垃圾的日子。
除此之外的日子里，有时下班回家，看到楼下有干净的纸壳，她甚至会顺手捡起来替母亲拿上楼。如果纸壳太大拿不动，她就给母亲打电话：「楼下有个大箱子，你看看你要不要？」
张丽放弃了改变父母的想法。「父母已经是六七十岁的人了，在他们的余生里，尽量多留一些美好。」
把父母「请」回老家之后，陈潜没有清空角落里的那个衣柜。一段时间之后，老家的亲戚无意中说到，「你爸非要送给我几双鞋」。听到这句话，感受很复杂，他知道，父母不会再来杭州了，那次难堪的经历，在父子之间也不会再提起，甚至遵从以前的习惯，父子之间几个月才通一次电话。
但微小的改变也在发生。在通话资费以分钟计算的时代，父亲总是掐着时间结束通话，「50多秒了，挂了吧。」每次跟父亲通电话也就一两分钟，现在，陈潜打破了这个规律，「上一次，我跟我爸聊了8分钟的天。」他知道，这个时间，以后可以更长。
远在国外交换求学的小林，也在距离中达成了另一种理解。
她现在很少想家，和父母的联系仅限于手机里的通话，因为只要一想起那个被纸箱塞满的客厅，她就有一种回避感。但小林开始回想父亲老林的成长经历：在父亲的原生家庭里，他从小在物质匮乏的生活中挨了很多次打。女儿觉得，是这种极度的不安全感和成长环境，最终变形成了父亲对书籍、试卷和一切旧物的病态把持。
父亲无法改变，但小林要考虑母亲。家里的环境让妈妈的幸福指数变得很低，她现在最大的动力就是完成学业。她有个计划：等毕业工作有了能力，她想给妈妈买一套房。在那套新房子里，没有堆到半人高的纸箱，没有落灰的旧报纸，妈妈可以过上一种干干净净、轻快的生活。
两代人关于垃圾的战争，有人逃避，有人妥协，有人理解。但那些囤积起来的旧物，并没有在家里停止生长。这种习惯，也似乎不会随着时代的演变而结束。
对已经与母亲和解的张丽来说，新的担心又出现了。由于女儿是从小被姥姥带大的，现在，这个小女孩只要出门，她的衣服上必须有兜，而且兜越多越好。
因为她也养成了捡垃圾、囤东西的习惯。「她兜里永远塞满了一堆在我看来毫无用处的东西：揉皱的废纸、外面捡来的小石头。」张丽起初让她扔掉，但后来她也反思：「大人总是固有化的思维，觉得这些东西是垃圾……说不定对孩子来说是宝贝。对老人，也是一样。」
那天，张丽带女儿在外面玩。女儿喝完了一瓶水，张丽顺手要接过来扔进垃圾桶，8岁的女儿拦住了她。
女儿把那个空塑料瓶攥在手里，「咱们带回家，给姥姥。」
图源电影《岁月自珍》
（应受访者要求，文中人物皆为化名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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